这一题目有点像关公战秦琼。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风马牛不相及。无端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对中国和西方历史轨迹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火文的老师，其“名垂青史”的事迹是保朱允火文（建文帝）的皇位，坚拒为造反夺位的燕王朱棣（永乐帝）起草登基诏书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灭十族”———连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也受株连，其“扩大化”可谓空前。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其后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鲁诺以传播异端于1600年被罗马教廷处以欧洲当时的极刑———烙刑。他在狱中七年，援引教义为自己辩护，只是坚决不肯接受他可以获得赦免的唯一条件———否定“日心说”。其捍卫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永为后世所称道。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临刑前他的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不过好像古代欧洲没有株连之律，他只一人遇难。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在欧洲，正好是文艺复兴驱赶了中世纪的蒙昧、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树立了人本主义，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里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创新和思想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在他生前宗教裁判制度已是强弩之末。当时的欧洲并非铁板一块，布鲁诺虽然被逼离开祖国，但周游欧洲大陆和英国十年间还是能得到开明君主或贵族的支持，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还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他是为谋取一个教职自愿回到意大利，不幸为人告发其传播异端，才遇害的。在他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个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反对，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里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了、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布鲁诺还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应该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方死后的二百多年中，中国在生产技术上并非没有创新和进步，但是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百姓不堪横征暴敛民变蜂起，外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重复着大同小异的皇朝历史：“明主”继以“昏君”，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好与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同年。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自缢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为证。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即探索超越于功利的客观存在的“傻劲”。春秋诸子中也不乏“究天人之际”的胸怀和对宇宙奥秘的深邃的思考，但是传世的、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到战国时代“谋士”们论纵横捭阖所表现的智慧之高妙，心计之复杂，足以令今人惊叹。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正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时，中国明清两代的专制君主们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在那种长期威逼加利诱的氛围之中，像方孝孺那样愚不可及的气节在士林中也销蚀得差不多了。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功利主义的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才智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君王。“熟读圣贤书，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中国人的科学头脑也决不亚于西方人，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